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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正义”理念之异同
    信息来源:未知  ‖  发稿作者:admin   ‖  发布时间:2020-07-02 14:30  ‖  查看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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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问题加载中,请稍候。 若长时间无响应,请刷新本页面作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无论中外,“正义”一词都古已有之。 在人们的理解和应用中,这个词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荣耀,也引发了深刻的分歧和争议。

       中西方词源意义上的“正义”西方语言中的“正义”(英语justice),据说是源于拉丁语justitia。 它在古希腊语中原指“置于直线上的东西”,可引申为“符合天性,直截了当,不扭曲、不偏斜”。

       一般来说,西方正义观念的传统,是从人的本性出发,以强调人的权利为重点,以人人各得其所为目标,构想出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和生活境界。 这种正义观重在从法和制度的层面对社会加以批判与建构。

       我们在现有的各种中文词典和法学教科书中可以看到,当justice被翻译成中文“正义”时,其解释是“公正、公平、正直、法、权利等”,最终落实到其法律层面的涵义。

       而与justice对应的中文词汇“正义”本身,则是用可以拆解的“正”和“义”两个字组成的。

       在汉语中,“正”是“端正、平直、正中、不偏斜”,这与古希腊“置于直线上”的意思有些相同;而“义”的原意是“宜”,即“合适、恰当、合乎情理”的意思。

       两字合起来的“正义”,就是合乎正当的情理,公道、正派、直率、公平。 在中国古代,特别是经过儒家仁义学说的演绎,使“正义”成了最重要的道德价值判断。

       荀子说:“苟非正义,则谓之奸邪”,代表了正义与邪恶两分法的正义观,并具有浓厚的道德化取向。 西方所强调的法和制度层面的批判性内容,在这里则不那么明显。 中西方的正义观念既有总体上的一致,也有思考方式和路径细节上的某些不一致通过词源的大体考证可以看出,中西方正义观念的传统之间,既有总体上的一致,也有思考方式和路径细节上的某些不一致。

       首先,中西方的正义观念在基本内容和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

       “正义”的共同本意,可以简单概括为“理应如此”,即“应然之理”。

       “理”既包含自然之理、天理,也包含人性之理、人的理性。

       中外古人凭借自己对生活中全部光明、真实、正直、善良、美好等等的完整想象和追求,创造了“正义”这个最高价值观念,为人类追求幸福高尚的生活提供指南,并让它与一切邪恶、黑暗、罪行、腐朽等相对立。 总之,无论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自然启示,还是来自人类良知的“绝对命令”,“正义”作为东西方都承认的“普世价值”,已经成为人们的信念信仰对象。 人们可以像相信“天地永恒”一样相信“正义永恒”,像相信“真理必胜”一样相信“正义必胜”。 因此“正义”也成为一个普遍的评价尺度,这个尺度既适用于评判每个人的每个行为,也适用于评判任何国家社会的制度体系。

       其次,中西方“正义”观念传统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别,这可以通过原本是个单一词汇的“justice”,在中文里变成了一个复合词汇,看出一些端倪。 从中文的角度说,如何理解和处理“正”和“义”的关系,必然成为一个思考的起点。

       因为“正”主要是个描述词,源于对人的存在和对象事物本身“实然”状况的认知和理解;“义”则主要是个价值词,源于对人的主体行为之“应然”的认知与理解。

       因此在“正”与“义”之间,就可能包含一种偏正关系:是首先确认“正”之本态,以正为义,以正导义,从实然导出应然?还是首先确认“义”之准则,以义为正,以义导正,以应然来指导实然?这两种可能的选择,正好反映出中西方传统思维的不同特点。

       大体上可以这样说:西方传统重在“以正为义”,而中国传统则重在“以义为正”。 “正义”在社会实践中越来越成为一个“强势”概念,这是西方正义理论的特色在西文的传统中,从“置于直线上”引申出来的“各归各”或“人人各尽其职”,显示了一种“以正为义”的本意和思路。 这就是“存在即是合理”,以承认和尊重人的天然本性、自在生命和现实状态为根据,去思考和说明什么是应有的善。 因此西方思想家对正义的理解和阐述,多是从人的权利与社会秩序出发,进行现实性的具体分析,从中揭示现实生活中构成正义的要素和形式,从而将正义一步步地具体化为诸如“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制度正义”与“程序正义”,“权利正义”与“分配正义”,“矫正(补偿)正义”与“惩罚正义”,“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等具体类型,再一一研究如何改进它们的设置。

       这种日趋实证化的探究,把对正义问题的追究和对正义事业的追求,引上了对社会制度与法律设置加以批判考察的轨道。

       也正因为如此,“正义”在社会实践中越来越成为一个“强势”概念。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正义理论的特色。

       中国传统上“以义为正”,“正义”长期是一个似有似无、可以被各种道德规范替代的“弱”概念而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则呈现一种“以义为正”的思考路径。 古人争论了多年的“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表明它是沿着将“人性”加以道德化设定的方向思考,一开始就用对人性的价值判断代替了对人性的客观描述和解释。

       “义者,宜也”,相当于“合理的才是应有的”。 荀子的名言“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最典型地代表了这种思路。 它看似对人何以有别于水火草木禽兽的一种客观描述,实际上是把“义”树立为“人”的唯一标志和标准,强调“义”才是人之为人的特有之“正”,有义才是“人”,无义则无以为“人”。 后世儒家将“义”划归为人伦“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虽然也丰富了对人的特征的理解,但其主导意向,却仍是着眼于人伦道德和个人修养的“应然”层面。

       我国古人先后用“义”与“利”的对立来强调“义”的内涵,用“天理”与“人欲”的尊卑来阐发“义”的根基,用“君子”与“小人”的身份来展示“义”的形象,用祸福荣辱效应的后果来印证“义”的威力,等等。

       这些都是着意于贯彻“以义为正”的正义观,总体上并未超出个体道德和儒家仁义学说的眼界。

       特别是,由于其中缺少对人的权利与社会制度的深度联系和思考,“人权”概念往往被掩盖和淡化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传统文献中,“正义”长期是一个似有似无、可以被各种道德规范替代的“弱”概念,甚至“正”“义”二字也很少在这个意义上连在一起使用的原因。

       直到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面临现代化的挑战,加上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正义”才重新成为一个核心价值范畴,中西正义观进入了一个融汇交通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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